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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尿道受刑】江姐尿道受刑照片

2018-12-6 10:1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37| 评论: 0

摘要: 核心内容:江姐尿道受刑,江姐被捕当晚即遭重刑,曾受刑晕死三次,甚至被敌人‘阴刑’逼供!所谓阴刑(淫刑),是指那些专对女性阴部即生殖器官所施加的种种折磨,这是所有妇刑中最残酷和最令人发指的刑法,是人性兽 ...

核心内容:江姐尿道受刑,江姐被捕当晚即遭重刑,曾受刑晕死三次,甚至被敌人‘阴刑’逼供!所谓阴刑(淫刑),是指那些专对女性阴部即生殖器官所施加的种种折磨,这是所有妇刑中最残酷和最令人发指的刑法,是人性兽化最极端的表现之一。

【江姐尿道受刑】江姐尿道受刑照片

通过前面所例举的事例不难看出,出于极其卑鄙的目的,刽子手们在刑讯女犯时,一般不采用过于剧烈的刑法,而是针对女性的生理特点,专挑女人身上最敏感、最脆弱和最富刺激性的部位用刑。

【江姐尿道受刑】江姐尿道受刑照片

其中除了乳房之外,女性生殖器官是用刑最集中的部位,几乎一半的妇刑都是针对这一特殊部位进行的。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大多数审讯者都具有一种性虐心理,他们审讯女犯绝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口供,而是借审讯之机、通过对女性肉体的折磨来寻求刺激和发泄兽欲。

【江姐尿道受刑】江姐尿道受刑照片

同时,也由于生殖器官是女性最敏感和最感珍惜的部位,对这一部位施刑,任何女人、尤其是未婚的年轻女性都难以忍受。 在“中美合作所”特训班的审讯技术课中,刑讯女犯是一项特殊内容。

【江姐尿道受刑】江姐尿道受刑照片

其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被作为经验传授给学员:有一位名叫李萍的女谍报员,被捕后遭受了连续两天的酷刑拷问,但始终不肯招供,即使是剥光衣裤加以凌辱,也绝无屈服的表示。于是,打手们决定采用最严酷的刑法,对她的生殖器官施刑。

【江姐尿道受刑】江姐尿道受刑照片

他们用香烟头烫她的阴唇、用针刺她的阴蒂、将电线插入阴道中对对她施用电刑……。最后,当打手将一根烧得通红的铁棍捅入她的下身时,这位以顽强毅力忍受了众多酷刑的年轻姑娘,终于无法再坚持下去,被迫招出了口供。从这一事例不难看出,这种灭绝人性的兽刑是何等地难以忍受。因此,当用其它刑法不能得到口供时,行刑者往往会对女犯的生殖器官下手,把这种兽刑作为治服女犯的最后手段。

针对女性生殖器官的刑法可以说是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而且其残暴程度令人发指。除了前面已经例举过的几种之外,常用的还有如下一些:

滕条抽阴户:这是德国人发明的一种妇刑。行刑时,首先剥光女犯的衣裤,将其上身捆绑在椅子上,然后由两人分别提起女犯的双腿,向两侧打开(或者用绳子捆住双脚向上吊起)。接着,行刑者手持滕条照女犯的阴部使劲抽打,待打得皮开肉裂之后,再将盐水或酒精洒在伤口上。

钢丝捅尿道:与上面刑法类似,将女犯的双腿打开,然后将一根细长的钢丝插入女犯的尿道,向里面猛戳乱捅。由于女性的尿道狭窄而短小,在钢丝的捅扎下,不仅会产生极大痛感,而且会使神经产生竭斯底里的颤抖。 火烧曹营:用打火机或火柴烧烤女犯的阴部,或者将火柴、纸卷等插入阴道后用火点燃。

刷洗阴沟:用牙刷或特制的铁刷子伸入女犯生殖器,在阴道壁上用力摩擦,然后再向里面注入盐水或辣椒水。

冲下水道:将胶皮管子插进女犯的阴道,然后接在自来水龙头上,开足水向里冲灌。有时也将胶皮管子接在装满辣椒水的橡皮球上,然后挤压橡皮球,使辣椒水进入女犯的阴道。 拉大绳:这是我国东北的土匪发明的一种刑法,即是将女犯剥光后吊起,然后将拧成股的麻绳夹在女犯的两腿之间,由人在前后拉动,直拉得女犯的阴部血肉模糊。

老鼠钻洞:将装着老鼠的大口瓶扣在女犯的阴道口,然后用火烧烤瓶子。为了躲避灼热,瓶内的老鼠便会连嘶带咬地钻入女犯的阴道。 生孩子:这是东南亚一带常用的妇刑。刑具是一种伸缩性很大的特制胶管,用刑时,将胶管未开口的一端抹上润滑油,插入女犯的子宫。然后用气筒朝另一端打气,待插入子宫内的胶管如皮球般膨胀起来之后,再慢慢地向外拉出。

除上述刑法之外,用棍状物捅扎女犯的阴道,更是一种使用十分普遍的妇刑。在此基础上,一些刽子手还进一步发挥创造,发明了许多特制的刑具和特殊的刑法。 例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一名苏联女兵为掩护伤员撤退被德军包围在阵地上,在子弹打完之后,不幸落入德军手中。为了从她嘴里得到所需要的情报,他们将苏联女兵带回驻地,用酷刑进行拷问。

可怜的苏联女兵受尽摧残和折磨,最后被德国人用一种叫做“推磨”的刑法活活折磨死: 残暴的敌人将苏联女兵的衣裤扒光,捆住双手吊在一棵树上,在她的身下立起一根手腕般粗细、一头削尖的木棍,使木棍的尖端抵在她的两腿之间。接着,他们一边审问,一边将吊绑女兵双手的绳子一点点地往下放,使削尖的木棍直插进女兵体内,然后推动她的身体慢慢旋转。

木棍在女兵体内越插越深,致使阴道被搅烂,子宫被穿透,最后整个身体被竖插在木棍上。 总之,上面所列举的只是近百种妇刑中最一般和极特殊的例子,但仅此便可以看出,一旦人的兽性毫无节制地迸发出来,各种悲剧便会发生。而在这中间,最悲惨的莫过于女人。一个女人、尤其是年轻女性,一旦被作为刑讯对象,什么人格、尊严、贞操等等便不复存在,等待她们的只能是兽性的凌辱和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

20世纪40年代,随着重庆地下党遭到破坏,革命斗争形势变得越来越严酷。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彭咏梧的“单身”身份开始引起敌人的怀疑。为此,被人称为“江小妹”的年轻姑娘江竹筠受命与彭咏梧假扮夫妻作为掩护,以便开展地下工作。江竹筠虽然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个任务,但为了彭咏梧的安全、为了革命事业,她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江竹筠是个记忆力超常、却爱认死理的年轻姑娘。在和彭咏梧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她从老彭身上学到了不少可贵的东西,在老彭的帮助下逐渐成长、成熟着。她协助老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还配合陈然办起了《挺进报》,使党的声音传播到基层,从而极大鼓舞了同志们的革命斗志。

此时的老彭不由得开始对她另眼相看,感到她的确是自己的好助手。 虽然两人名义上是“夫妻”,但江竹筠并不知道老彭其实是个成了家的人,他的妻子幺姐就在乡下;而老彭则迫于纪律约束,又不能把实情告诉给江竹筠。

不久,报纸上的一则消息震撼老彭:幺姐在云阳发生的一次大火中遇难丧生了!彭咏梧悲痛万分,却又不能形之于色,他只能一方面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打击,一方面照常工作。然而细心的江竹筠却察觉到了老彭的异样,这使得彭咏梧再也无法隐瞒,只好把实情和盘托出。江竹筠在震惊之余,感到了悲痛与无奈。

随着时间的流驶,幺姐遇难给老彭造成的心灵创伤在渐渐愈合,而江竹筠对彭咏梧的崇敬之情中也渐渐滋生出了爱慕之意。经组织批准,两人正式结成了夫妇,并生下了爱子云儿。这时却出现了一个意外:幺姐并没有遇难,她还活着,而且就要到重庆来了。 此时的彭咏梧却无暇顾及此事。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的行动,党组织派彭咏梧前往川东地区组织农民军开展暴动。于是,两个被命运牵连到一起的女人终于见面了。江竹筠情愿放弃自己的感情,把老彭还给幺姐。而幺姐则被江竹筠那宽阔的胸怀和气度征服了,她的愤怒和疑惑豁然冰释。 不久,江竹筠把云儿托付给幺姐,前往川东云协助老彭开展工作,途中却得到了由于叛徒出卖而使农民军失败的消息和老彭被害的噩耗。

为了纯洁队伍、替牺牲的亲人和同志报仇,江竹筠不仅开始了秘密追查工作,而且一次次使同志们和革命群众转危为安,从而赢得了人们的爱戴与信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大姐。就在她的调查即将接近事实真相时,她却不幸被捕了。 身陷囹圄的江竹筠,用她超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所有人,并使叛徒“乌贼”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最后,江竹筠和她的难友们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微笑着迈向刑场……

又一个深沉的暗夜,降临在渣滓洞集中营。

【江姐的样子】江姐受尿道酷刑 江姐受刑详细过程

风门边挤满了人,久久地望着那挂满刑具的刑讯室。夜风吹来,带着萧瑟的寒意。刑讯室前,魔影动荡,吆喝声不绝……风门边,偶尔有人不安地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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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半夜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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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鹏飞,朱介都来了。”

【江姐的样子】江姐受尿道酷刑 江姐受刑详细过程

“夜审谁呀?”余新江身后,传来一声问话。

“该不会是老许?”刘思扬担心地插了一句。

许云峰崛立在楼八室铁门边。透过昏黄的狱灯,余新江望得见他沉思的脸。

余新江不禁十分担心地想念那多次经受毒刑拷打、经常昏迷不醒的江姐。追悼龙光华以后不久,江姐被押到渣滓洞里来,日夜拷问的次数,已经无从计算了。大家都知道,为了保卫党的机密,江姐忍受了多少摧残,获得了多少同志的尊敬。经过绝食斗争,敌人被迫接受了条件,不敢继续迫害了,现在却在渣滓洞对江姐进行非刑拷打,很显然,这是敌人疯狂的报复!江姐不仅为党,也为大家受苦,这使得每个人都感到敬佩而又十分痛苦。

“猫头鹰和狗熊到女牢去了!”

余新江一惊,眼光立刻转向女牢。黑沉沉的夜里,黯淡的狱灯,使他看不清远处。

“提谁?”焦急不安的声音又在询问。

“江雪琴!”

“是她!看,江姐出来了!”

“又是江姐。”余新江的心像沉甸甸的铅块,朝无底深渊沉落。

所有的牢房,一时都陷入难堪的沉默。

过了好些时候,人们听到了审问的声音:“你说不说?到底说不说?”

传来特务绝望的狂叫,混合着恐怖的狞笑。接着,渣滓洞又坠入死一般的沉寂中。

听得清一个庄重无畏的声音在静寂中回答:“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材料!”

江姐沉静、安宁的语音,使人想起了她刚被押进渣滓洞的那天,她在同志们面前微笑着,充满胜利信心的刚毅神情。听着她的声音,仿佛像看见她正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刑讯室里,面对着束手无策的敌人。可是江姐镇定的声音,并不能免除同志们痛苦的关切。

大概是江姐的平静的回答,使得敌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策,讯问的声音,忽然停了下来。

楼七室同志们焦灼的谈话又继续了。

“又是叛徒甫志高!”余新江愤怒地骂了一句。他又问:“和江姐一道,川北还有人被捕吗?”

“没有,就她一个。”

“听说华蓥山纵队在公路上抢救过江姐,但是阴险的特务,前一夜用船把江姐押到重庆……”

“哎——”人们痛苦地把惋惜之情化为一声长叹。刑讯室里又传来了声音,是徐鹏飞毒辣的笑声。

“谅你一个女共产党,还制服不了?你不愿讲,好嘛,我们帮你打开嘴巴。来人!”

接着,传来一阵狼嚎似的匪徒的狂吼。

夜,在深沉的痛苦、担心与激动中,一刻一刻地挨过。星光黯淡了,已经是雄鸡报晓的时刻。

在那斑斑血迹的墙壁上,映着的江姐的身影消失了。大概她从倒吊着的屋梁上,被松了下来……“现在愿意说了吧?”

魔影狂乱地移动着。

“不!”微弱的声音传来,仍然是那样的平静。“十指连心,考虑一下吧!说不说?”

没有回答。

铁锤高高举起。墙壁上映出沉重的黑色阴影。

“钉!”

人们仿佛看见绳子紧紧绑着她的双手,一根竹签对准她的指尖……血水飞溅……“说不说?”

没有回答。

“不说?拔出来!再钉!”

江姐没有声音了。人们感到连心的痛苦,像竹签钉在每一个人心上……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水的声音!

“把她泼醒!再钉!”

徐鹏飞绝望的咆哮,使人相信,敌人从老许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江姐——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身上,同样得不到。尽管他们从叛徒口里,知道她作过沙磁区委书记,下乡以后可能担任更负责的工作,了解许许多多他们渴望知道的地下党线索,可是毒刑拷打丝毫也不能使江姐开口。

一根,两根!……竹签深深地撕裂着血肉……左手,右手,两只手钉满了粗长的竹签……一阵,又一阵泼水的声音……已听不见徐鹏飞的咆哮。可是,也听不到江姐一丝丝呻吟。人们紧偎在签子门边,一动也不动……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

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是谁?天刚亮,就唱起了囚歌。迎着阵阵寒风,久久地守望在风门边的刘思扬,听着从楼下传来的低沉的歌声,一边想着,一边了望那远处深秋时节的山坡。刚升起的太阳,斜射着山坡上枯黄了的野草。远近的几株树木,也已落叶飘零,只剩下一些光秃秃的枝干。只有墙头上的机枪,闪着寒光的刺刀和密密的电网,依然如故……刘思扬的心潮澎湃着,血在翻腾。

他从风门边疾速地回到自己的铺位,轻轻地从墙角下取出了一支竹签削成的笔,伏在楼板上,蘸着用棉花余烬调和成的墨汁,在他一进集中营就开始写作的《铁窗小诗》册上,又写出愤激的一页……“江姐回来了!”签子门边的余新江,回过头来,告诉大家。一阵脚步声,人们又一齐涌到牢门边。

高墙边的铁门打开了。猫头鹰从铁门外窜了进来,他站在门边,瞪着眼睛,望着一长排牢房,大声地吼叫:“不准看,不准看!”

谁也没有去理睬这只凶暴的野兽,大家踮着脚尖,朝签子门缝望出去。只见江姐被两个特务拖着,从铁门外进来了。通宵受刑后的江姐,昏迷地一步一步拖着软弱无力的脚步,向前移动;鲜血从她血淋淋的两只手的指尖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落。

人们屏住呼吸,仇恨的烈火在心中燃烧,眼里噙着的泪水和江姐的鲜血一起往下滴……一阵高昂雄壮的歌声,从楼八室铁门边最先响起。江姐在歌声中渐渐苏醒了。她宁静地聆听了一下,缓缓地抬起她明亮的双眼,像要找寻这歌声发出的地方。

目光一闪,江姐仿佛发现了从楼八室传来的,许云峰的信任与鼓舞的眼波。战友的一瞥,胜过最热切的安慰,胜过任何特效的药物,一阵激烈的振奋,使她周身一动,立刻用最大的努力和坚强的意志,积聚起最后的力量,想站定脚步。

她摇晃了一下,终于站稳了。头朝后一扬,浸满血水的头发,披到肩后。人们看得见她的脸了。她的脸,毫无血色,白得像一张纸。她微微侧过头,用黯淡的、但是不可逼视的眼光,望了一下搀扶着她的特务。象被火烧了一下似的,她猛然用两臂摔开了特务,傲然地抬起头,迈动倔强的双腿,歪歪倒倒向女牢走去。“呵——江姐!”大家禁不住喊出声来。

可是,江姐只跨了几步,便扑倒了。蓬乱的头发,遮盖着她的脸,天蓝色的旗袍和那件红色的绒线衣,混合着斑斑的血迹……

女牢里奔出来几个同志,把江姐轻轻地扶了起来,抬进女牢……“卡嚓”一声,女牢的门,被紧紧锁上了。“怎么啦?怎么啦?”楼上楼下的风门口,探出了战友的头,彼此焦急地询问着。阳光透进女牢的签子门,只见忙乱的身影,在室内不停地来回走动。

“这些禽兽!把江姐折磨成了什么样子!”人们愤愤地抓紧牢门。

不知何时,风门边放下了一小桶霉米饭。是吃早饭的时刻了,可是谁有心思吃饭?刘思扬匍伏在楼板上,泪珠不断滴落在纸上,他第一次这样感情激动,用血和泪一起来写作诗篇。

“怎么样?有消息吗?”

“听说昏过去了,女室的同志正在急救……”

楼上楼下的牢房,在签子门边了望的人们,彼此询问着。

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过去了。余新江站在楼七室房间的正中,激动地朗读着刘思扬刚写好的诗句:热铁烙在胸脯上,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凉水灌进鼻孔,

电流通过全身……

人底意志呀,

在地狱的毒火中熬炼。

像金子一般的亮,

像金子一般的坚。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

木的杠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

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挖出来的——也只有又热又红的心肝。

正是大家担心着江姐安危的时刻,女牢里人们怀着更大的不安。

孙明霞用盐水洗完了江姐最后一根指头上的血污,向站在床前的人们伸过手来。

她旁边的人,把棉花签和红药水瓶,递了过去。孙明霞顺手取了根棉花签,蘸着红药水,在江姐的伤口上,小心翼翼地涂着。可是她发现,伤口里残留着一些折断了的竹丝,只好放下药签,噙着热泪,用指甲拨开血肉模糊的伤口,挟出一条又一条嵌在肉里的竹丝。昏厥中的江姐,似乎也感到这阵伤口的疼痛,她的手指抖动着,血又从伤口里流涌出来。孙明霞忍不住转过头去,眼泪涟涟……“冷静点……明霞。”

“把红药水给我。”又一个人接过了孙明霞手上的药瓶;再把一根一根蘸着红药水的棉花签,递给孙明霞。

江姐仍然昏迷地躺在床上,呼吸微弱,咬紧牙关,仿佛在努力抵抗着痛苦的感觉,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当棉花签接触到她深陷的伤口时,她的身子微微地颤动了一下。“轻点!”人们心里痛楚地一阵阵紧缩。孙明霞歉疚地望了望江姐,咬着牙,垂下头,继续涂着红药水。

她不禁想起了,在狱中第一次见到江姐时,江姐用她宁静而坚贞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的泪眼轻声说过:“在接受考验的时刻,人的生命,要用来保持党的纯洁……”昨天夜里,江姐被特务押出去的时候,孙明霞还冲向牢门口呼唤:“江姐!江姐!”江姐在牢门口停了一下,又平静地回头对她微微一笑。那一瞬间的微笑,曾赋予了她多少力量,那种包含着无穷勇气的平静的微笑,使她永远难忘。

“石花弄好了吗?快!”孙明霞快涂完红药水的时候,轻声问道。

“弄好了!”一小碗石花的粉末,递到床前。

孙明霞拈着石花的粉末,撒在江姐的伤口上,然后用棉花、布条,在江姐的手指上轻轻缠着。

包扎完了,孙明霞准备去解开事先缠在江姐胳臂上,帮助止血用的布带。

“慢点!慢点!”人们深怕布带松得快了,血液会一下冲击伤口,使江姐感到疼痛。

“我晓得。”孙明霞点了一下头,缓缓地放松布带,人们的眼光全望着江姐的脸。只见她眼睫毛眨了一下;嘴角微动着。苍白色的脸上,似乎露出一丝红晕。这时,渣滓洞是一片沉静,连特务办公室里的吊钟“滴塔滴嗒”的声音都听得见。

最后一条布带松开了。江姐“呵——”了一声,把头向外转了一下,嘴里吐着血沫……“怎么?”女牢房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低声惊叫起来。“江姐受刑的时候,用自己的牙齿把嘴唇咬破了……”孙明霞说完以后,不觉又流出眼泪。

大家也不禁泪珠滚滚,沉思着:一次次的拷打,江姐不知经受了多少剧烈的疼痛……是她,一个女共产党员,平静地在敌人面前宣布: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告诉男室的同志,江姐快醒过来了!”孙明霞的手从江姐的脉搏上松开,马上又为她盖上被褥。

“加个枕头垫高些吧”一个叫李青竹的衰弱的人,躺在对面,她困难地欠起身来说着。老虎凳折断了她的腿,使她不能久守在江姐身边,为多年的老战友分担一些痛苦。“垫高了不好。”孙明霞感谢着李青竹的好意,用关切的神情回头望了望她,好象是说:“不要操心,你躺下去,躺下去……”

“明霞,去歇一下吧,看你累成这个样子。”李青竹又叫了她一声。

“不要紧,我不累。”

谁愿离开呢?人们固执地站着,守候着江姐的苏醒。“是什么力量使江姐这样坚强?”站在床边的孙明霞沉静下来,深思地问。

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呢?人们很自然地把头转向侧卧着的李青竹。

“……江姐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李青竹在众人的期望中,终于缓缓支起上身,讲说起来。“我和她在一起工作过很久……她刚学会喊‘爸爸’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靠着借、当、做针线杂活养着家口。她七岁那年,母亲听说大城市容易生活些,带着她来到重庆。

在那军阀混战,饿莩遍野的年代,母亲绝望了,终于丢下新生女儿,投江自尽了。无依无靠的江姐,流落在孤儿院里,常常刚端着饭,就被人把碗夺去。她噙着一泡眼泪,从来不肯当着人哭泣……“江姐还不到九岁,就在南岸的一家纱厂里当童工。做了两年,江姐得了重病,被赶出了工厂……”

李青竹深情地望了望江姐,她仿佛又看到十年前和江姐一起学习,一道工作的情景:在一个阳光泻满山谷,碧波荡漾的山溪边的竹林深处,江姐崇敬地凝望着竹枝上闪闪发光的镰刀锤子交叉着的旗帜……溪谷里久久地回响着庄严明朗的声音:“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初春,党决定派一批党员去支援农村的武装斗争。江姐和她的丈夫,都提出了申请,党批准了她丈夫彭松涛同志的请求,要她仍然留在城市。那天,我还和她一道,到朝天门码头送走了彭松涛同志。”李青竹自己,就是在那以后不久,也被派到乡下去,不幸在半路上被敌人逮捕了。“听说老彭同志牺牲了,江姐知道吗?”孙明霞轻声插问。“知道。”李青竹的声音禁不住有些激动。“江姐还亲眼见到……”

“江姐的孩子在哪里?”孙明霞忽然关心地问:“江姐告诉过你吗?”

“孩子有同志抚养,长大了一定会继承我们的事业……”李青竹回答着,眼睛转向江姐。这时江姐仍然昏迷不醒,只是脸色比刚才好一些了。

时间已是下午,男牢房的同志开始轮流“放风”。这时间间牢房已经传遍了老许的建议:他希望全体战友,学习江姐坚贞不屈的意志,学习她在艰苦斗争中的革命气节……因此,趁着“放风”的空隙,男同志们都把自己写给江姐的慰问信和诗篇送进女室——人们亲眼看见她独力承当了敌人对全体战友的疯狂报复,代表着全体战友的不屈意志。

同时,人们看出:连毒刑也失去作用,这就使敌人在迫害失败之后,进一步陷于束手无策的地步了。这是江姐的胜利,也是大家的胜利!

孙明霞捏着一叠信件,站在江姐的床边,说着:“静一点,大家请听。”室内马上静了下来,孙明霞朗读着:……你,暴风雨中的海燕,

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

飞翔吧!战斗吧!

永远朝着东方,

永远朝着党!

楼四室献给江姐

“下面是楼下六室写给江姐的《灵魂颂》。”孙明霞继续地朗读着。

孙明霞越念越起劲,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明霞,你在做啥?”这时,江姐已醒转过来,轻轻地呼唤着。孙明霞回头一看,惊喜地叫着:“哎呀,江姐苏醒了!”全室的人,一齐跑到江姐床边,七嘴八舌地问着:“江姐!你好点了吗?你要什么?”

江姐睁大着眼睛,眼珠不停地转动,她微笑了。“漱漱口吧!”有人端来了一碗水。

孙明霞站在江姐床边,不如如何是好;半晌,她才想起手上拿着的一把信件。于是,她坐在江姐床边说:“江姐,这些全是同志们给你写的信,我念给你听。”孙明霞拿起一封信,看了一下,说:“这是楼下二室全体同志写的。”

“楼下二室?叶挺同志囚禁过的牢房?”

江姐问了一句。当她看到孙明霞不断点头时,脸上闪过一丝幸福的光辉,又轻轻问道:“他们说什么?”孙明霞朗读着:

“亲爱的江姐:

一个多月来的严刑拷问,更显示出你对革命的坚贞。我们深深地知道,一切毒刑,只有对那些懦夫和软弱动摇的人,才会有效;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它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当我们被提出去审问的时候,当我们咀嚼着两餐霉米饭的时候,当我们半夜里被竹梆声惊醒过来、听着歌乐山上狂风呼啸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

我们向党保证: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决不投降,象你一样的勇敢,坚强……”

“这是楼三室……这是楼下七室。”

孙明霞一封一封地把信念给江姐听。

江姐一边听着,一边淌着激动而兴奋的眼泪。当她听完几封信以后,用舌尖舐了一下破裂的嘴唇,眼泪花花地说道:“党太好了,同志们太好了,我算不了什么。”江姐轻声地说:“我们的荣誉属于党啊!同志们的这种鼓舞,这种战斗的力量,我应该和同志们共享。

”江姐心里的高兴,不仅由于同志们对她的鼓舞,不仅由于自己战胜了毒刑的考验,当敌人追究游击队的活动时,她知道了叛徒的下落,这也是使她高兴的事,因为重庆地下党和农村游击队,再不会被叛徒出卖了。虽然敌人因而震怒,更急于从她口里找到党的线索,可是她想到党的安全已不再受威胁,便觉得忍受毒刑并不是十分痛苦的事了。

孙明霞又拿起一封信说:“这是楼七室写的。”她拆开信封,展开信笺看了看,说道:“楼七室的同志说,许云峰同志托他们向你——江姐问好!”

“许云峰……”江姐闪动着激荡的泪眼,仿佛看见了那崛立在铁门边,用战斗的歌声,庄严地激励着自己的战友。“许云峰同志,你是我们的榜样。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江姐,你太兴奋了,休息一会儿吧。”

“是该兴奋啊,我们这里,有着多么坚强的党,多么坚强的战友!”

“江姐……”孙明霞望着江姐转向对面的目光,轻声地问。“你要什么?”

“我们的孩子在动,她大概睡醒了?”

“真的醒来了,你看,她睁着一双多逗人爱的眼睛!”李青竹说着,从身旁抱起那众人心疼的乳婴,递给了孙明霞,让她抱到江姐面前。

“可怜这孤儿,一生下来就失去了父母……”是谁低低叹息了一声。

“不应该难过。”江姐用流着血的双手,接过了乳婴,紧紧抱在怀里。“孩子是我们的。我们都是她的父亲,母亲。”

乳婴依恋地坐在江姐怀里,幼稚的小嘴甜甜地笑着,她把小小的手儿伸进了嘴,流着涎水吮吸着。

“孩子的父亲,留下了姓名吗?”江姐问了声周围的同志。“没有。”李青竹躺在对面低声回答:“她在这里刚住了几天。只知道她们夫妇是从昆明押来的,她不愿意暴露案情。临终的时候,我问过她的姓名。”李青竹回忆着,声音渐渐升高:“她只微微一笑。说了一声:‘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江姐噙在眼里的热泪,滴落在乳婴圆圆的脸蛋上。

这时,李青竹又从身畔摸出了一张揉皱了的纸片。那是孩子的父母留下来的。孙明霞接过来,把它展开,送到江姐面前。李青竹接着说:“这是孩子的爸爸留下的遗物。”

江姐点了点头,目光落在那依稀可辨的字迹上。看着看着,一阵激情,在江姐心里回旋冲击,她轻声念着: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

接连吟咏了几遍,江姐抬起头来,微笑着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老许要给孩子取这样一个名字……”

“监狱之花!又美,又亲切。”孙明霞插了一句。“监狱之花!”江姐的睫毛上凝闪着喜悦的泪珠,不顾创痛,紧抱着乳婴,怡然地笑了。

“江姐!”牢门边一个声音传来,“从昨天晚上,男牢房的战友们,就守候着你,他们正渴望知道你的消息。”

江姐抱着孩子,静静地想了一下,便对身边的孙明霞说道:

“我真感谢同志们的爱护。明霞,你帮我写一封回信吧。”

江姐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口述着回信,孙明霞坐在旁边仔细记录着她的话。

……晚上,通过墙头上的秘密孔道,渣滓洞每间牢房的战友,在暗淡的狱灯下,传阅着江姐动人心弦的回音。人们静坐在黑暗中,却像在阳光照耀下一样,背诵着江姐信中光芒四射的词句:

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

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947年1月11日夜,上级通知她转移。次日拂晓,国民党却突然包围了云周西村,把先期被捕的石三槐押解回村,强令全村群众到观音庙集中。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也随同群众来到会场。国民党当场又抓捕了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张年成等,并胁迫她出场坦白。审讯中,国民党千方百计,软硬兼施,想诱使其供出同党,并相许给她土地。刘胡兰百般不从,从容就义。

【刘胡兰受刑过程图片】红岩:真实江姐在狱中到底受过哪些酷刑?

2007年1月12日(刘胡兰牺牲60周年纪念日),北京某高校一位副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在武力胁迫下,乡亲们颤抖着,铡死了刘胡兰》 这位副教授在文章中写道:“《翻阅日历》电视栏目组派出由记者杨小光带队的摄制小分队,前往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采访刘胡兰家乡。

【刘胡兰受刑过程图片】红岩:真实江姐在狱中到底受过哪些酷刑?

这次采访最令人震惊的是,老人们说,刘胡兰并非被国民革命军铡死,而是他们用枪托击打几名老乡,强迫他们去铡刘胡兰。乡亲们出于恐惧,颤抖着,铡死了他们看着长大的小闺女。事后,有的老乡精神失常。在宣传刘胡兰时,完全剥除了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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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据健在的两位目击者高二成(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32年出生,1955年入党,解放后曾任云周西村村委会主任)和白天广(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30年11月16日出生,1955年入党,解放后曾任云周西村党支部书记)回忆称刘胡兰的确是被国民党铡死非乡亲们将刘胡兰铡死。

【刘胡兰受刑过程图片】红岩:真实江姐在狱中到底受过哪些酷刑?

 新近出版的《忠诚与背叛》一书,采用了大量档案和脱险志士的口述,披露了诸多历史细节——

【刘胡兰受刑过程图片】红岩:真实江姐在狱中到底受过哪些酷刑?

从《红岩》到《红岩档案解密》等书,再到《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一系列人物的描写逐渐从文学形象回归到历史的真实。

【刘胡兰受刑过程图片】红岩:真实江姐在狱中到底受过哪些酷刑?

从上个世纪60年代《红岩》小说问世以来,以红岩革命烈士为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层出不穷,几乎涉及了所有的文学艺术领域,红岩革命烈士的事迹感动和影响了许多中国人。一部《红岩》小说,让许云峰、江姐等烈士的形象家喻户晓,一曲红梅赞万人颂唱广为流传,在社会上形成了对群众产生深刻影响的“红岩”现象。

【刘胡兰受刑过程图片】红岩:真实江姐在狱中到底受过哪些酷刑?

作为上个世纪60年代意识形态下产生的《红岩》小说,表现和适应了那个年代的精神需求,人们在接受许云峰、江姐、成岗、李青林、小萝卜头英雄形象教育的几十年过程中,对她的真实性产生了更多的兴趣,这也是渣滓洞、白公馆每年有络绎不绝参观者的原因。

【刘胡兰受刑过程图片】红岩:真实江姐在狱中到底受过哪些酷刑?

《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在《魔窟》、《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红岩档案解密》的基础上,又一次真实的报道红岩、描写红岩,还原了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

【刘胡兰受刑过程图片】红岩:真实江姐在狱中到底受过哪些酷刑?

   

【刘胡兰受刑过程图片】红岩:真实江姐在狱中到底受过哪些酷刑?

一、书中对“红岩”史事进行了大量细节描写,补正了过去“江姐”文学形象的不实与不足,还原了历史真实

1、真实的江竹筠形象是怎样的?

关于江竹筠,即《红岩》里的江姐形象,过去几十年来有很多的戏剧和影视作品的宣传。在《忠诚与背叛》一书中,描写了一个真实的江竹筠,使人们对其有了全面的了解。真实的江竹筠,本名叫江竹君,其实是一个十分弱小的女子,身高仅1.56米。她到万县工作时,化名为江志炜,取内心依然追求光明之意。

被捕后,特务问她的名字,她说“我叫江志炜”,狡猾的特务冷笑道:“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真名叫江竹君”。江竹筠一听,特务连这个情况都知道,她想判断敌人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

于是,江姐灵机一动,要与敌人周旋一下,她非常镇静地对特务说:“对,我是叫江竹筠,不过我那个筠,是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平均的均,你们不要写错了。”这就是江竹君后来被档案记载为江竹筠的来历。

  

 2、江竹筠在狱中到底受的是什么酷刑?

关于江竹筠在狱中到底受的是什么酷刑,人们过目难忘的一个情节就是她被捕后遭受了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遗憾的是,这个震惊了亿万公众的情节,恰恰是虚构的。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根据材料,当特务徐远举从江竹筠这个柔弱的女子嘴里得不到任何情报时,气急败坏的徐远举竟然对她动用酷刑。这种酷刑不是“钉竹签子”,而是“夹竹筷子”。

这种“夹竹筷子”刑罚是封建古代摧残人犯的一种方法,行刑过程是:把竹筷子用麻绳连环套式连接起来,把受刑人的十指用竹筷子一根一根夹住,左右两个人拉住麻绳,一使力,竹筷子就会夹紧手指骨头。这种刑罚表面上看不出有伤,但受刑者因十指连心会感到痛苦万分。

    受刑后的江竹筠,给徐远举留下的一句话是:你只能危害我的身体,动摇不了我的意志。江竹筠在狱中战胜刑罚的英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的斗争意志。而江竹筠在狱中所提出的“加强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的建议,使她成为狱中坚持斗争的一面旗帜。

这也是为什么江竹筠在《红岩》中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更是文学艺术不断塑造她的一个关键基础。她展现了一个地下党员坚守信仰、忠诚党的事业绝不背叛的人格,以及她以革命事业为主,为免除下一代苦难,愿把牢底坐穿而表现的一种追求“大我”的信仰力量。

  

3、“狱中绣红旗”的究竟是谁?

《红岩》中的“狱中绣红旗”,描写的是发生在江竹筠所在的女牢房的事,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发生在白公馆的男牢房。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白公馆,难友们为之激动,为之兴奋!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已经成立、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他们相互拥抱,在地上打滚。当时,每个难友都在想像新中国成立的热烈场景,每个牢房里都发出了一片高呼声“新中国!五星红旗!五星红旗!新中国!”

罗广斌眼见这热烈的情景,忽然一个念头闪现,他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去迎接重庆的解放!”罗广斌把自己的一床红色被面取下,难友们用草纸撕成了五颗红星,但是,五星红旗的具体图案是啥样的呢?

大家进行了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红旗中间应该是一颗大星,代表我们党,红旗四个角上是四颗小星,代表四万万中国人民,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他们用饭粒将草纸撕成的红星贴在被面上。可惜,这面红旗未能扛出去。红旗制作好后,他们把它藏在牢房的地板下。1949年11月27日,保密局下令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实行屠杀,解放后这面红旗才被人发现。

    《忠诚与背叛》还原了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还原了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从历史到文学形象、从文学形象到历史真实,红岩出现了一种回归,这种回归是对革命英雄主义的崇敬,是对历史的一种深入认识,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需求。

    二、书中真实披露了两次营救白公馆中被关押的革命者的行动,不同于旧说

    无论是小说《红岩》还是电影《烈火中永生》,对发生在重庆解放前夕的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都做了另外一种表现,那就是成功营救狱中被关押的革命者。《忠诚与背叛》一书在综合大量档案的基础上,还原了历史真实,即营救工作虽然一直在秘密进行,却没有取得成功。

    身陷囹圄的革命者,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他们也决不是坐以待毙,他们更希望活着,去建设新的国家。他们为有朝一日能冲出牢狱,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努力,狱外的党组织也一直千方百计为解救他们进行艰难的斗争,除通过个别上层人物和个别社会关系,营救一些同志出狱外,地下党组织还有计划地准备武装劫狱。

    1949年7月,川东特委在原市中区临江路45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在香港学习归来的江伯言传达了南方局钱瑛对川东地下党的指示: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钱瑛在指示中,专门提到对被捕的党员和进步群众,要千方百计把他们营救出来,需要钱买的,就花钱买。

    但终因时间短促,地下党组织掌握的力量太小,第一次劫狱计划未能实行。

    1949年11月14日,敌人继在大坪公开枪杀陈然、王朴等十人后,又在电台岚垭秘密杀害江竹筠等三十人。狱中停止了每天一次的放风,岗楼上又加派了双哨,日夜巡逻,集中营里气氛越来越险恶而紧张了。

胡其芬以“吉祥”为化名,综合狱中党员骨干研究的营救意见,给地下党组织写了一份报告,由争取过来的看守黄茂才带出给负责与狱中联络的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接信后当即转交给了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

    刘康接信后,深知狱中同志生命已危在旦夕,决定单独组织武装抢救。刘康与有关同志不断碰头,日夜奔走,在短短的几天里,为武装劫狱筹集到相应的人员武器,并筹集了五十两黄金作为劫狱经费。孰料大屠杀开始,第二次劫狱计划又告流产。

    两次营救,虽未成功,却仍然反映了集中营内外与敌斗争的一个重要侧面,它将被载入川东地下党血与火的斗争史册上。

 三、书中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脱险志士的回忆,对刘思扬、许云峰等真实的人物形象有了一个客观的还原

    关于1949年11月27日的大屠杀,《忠诚与背叛》从报告纪实文学的角度做了一个整体的梳理,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脱险志士的回忆,特别是对《红岩》中的刘思扬、许云峰、成岗、蓝大胡子、胡浩等真实的人物形象有了一个客观的还原,让人们更加认识了《红岩》小说的凝重,同时又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在这场大屠杀中革命志士“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革命精神。

也许,今天的人们对过去的地下党员用生命和热血去奉献革命的精神感到难以理解。

我在渣滓洞、白公馆连续当了20多年的馆长,我与许多观众讨论过这样一个话题,假如我们处在那个年代,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大多数人都会实事求是地脱口而出:“我可能当不了烈士!”有一位观众是这样回答的:要让我选择去当烈士,真怀疑有没有那样的思想基础,但是要我选择当叛徒,良心人格肯定通不过。这就是书中所提到的,忠诚与背叛随时在拷问着每一个人,只是今天的背叛,不是投降当特务,而是背叛自己的政治信仰。

    四、关于叛徒甫志高的几个原型人物

    叛徒甫志高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人们在交谈中,经常会用甫志高这个名字去形容背信弃义的现象。在《忠诚与背叛》书中,对叛徒甫志高的几个原型人物都做了历史真实的还原。如“两面双料型”叛徒任达哉在执行“隐蔽精干”政策时,他为了获得生活来源,参加军统情报收集工作的培训,虽然没有实质干过工作,但是在重新恢复党组织关系的时候,他隐瞒了这段经历。

当他被捕后特务却以此将他攻破,成为《红岩》里第一个叛徒;而“甫志高”的原型主要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他们都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应当承认他们在地下斗争期间也做了许多工作,否则也不会担任到一定的领导职务。

在地下党的十年工作、斗争过程中,他们也有过危险,也随时都有可能流血牺牲,他们被捕后也不是一下子就叛变了的。罗广斌在报告中指出:“他们在叛变过程中,不是一天二天,也不是毫无矛盾和痛苦的”。问题就在于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在这个“矛盾”和“痛苦”过程中选择了叛徒这条道路?研究这个问题不仅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红岩中的叛徒大多都在地下党内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他们的叛变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从他们叛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认识问题的世界观不正确,看待问题的人生观很错误。而这些又没有能够在他们的经历中随时得到调整,以至遇到考验的时候,就避免不了出问题。

罗广斌同志根据狱中同志的讨论和研究,对此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他在报告中指出:“在蒋介石匪帮长期黑暗统治的地区,尤其是四川,地下党的困难是相当多的。在秘密工作的原则下,横的关系不能发生,下级意见的反映和对上级的批评不容易传达。因此,总的斗争原则的把握,必须要有相当的经验、能力的领导者。领导得是否正确,基本上决定了斗争的成功或失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在分析了客观上的原因后,罗广斌同志又分析了主观上的原因。他在报告中写到:“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基本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周恩来同志在领导南方局工作的时候,曾经要求党员随时思考和回答一个问题: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枪弹,我们能做到勇敢坚定,但是面对长期的监禁和刑罚的摧残,我们如何做到不变节?忠诚与背叛,对一个政党保持先进性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忠诚与背叛,在现实生活中随时在拷问每一个党员:如何忠诚而不背叛。

江姐的真实人生:被捕当晚即遭重刑 曾受刑晕死三次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曲《红梅赞》,是革命者凌霜傲雪、慷慨牺牲的壮歌。这首歌咏叹的形象早已成为经典:蓝旗袍、红线衣、白围巾——江姐。

【真实的江姐受刑记录】《红岩》背后真实故事:市委书记投敌与江姐受刑

舞台上、银幕上的江姐,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位亲切温和的中年大姐。其实,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牺牲时只有29岁,是一位身高1.45米的娇小女子。这位年轻女子娇小柔弱的身躯中,生就一副共产党员的钢筋铁骨,支撑着她在失去丈夫、离弃幼子的巨大悲恸中继续革命,在严刑拷打、死亡威胁面前坚贞不屈。共产党员坚守信仰、绝不背叛的英雄品格,“为免除下一代苦难,愿把牢底坐穿”的一片丹心,跨越历史,震撼人心。

【真实的江姐受刑记录】《红岩》背后真实故事:市委书记投敌与江姐受刑

而网络上的低俗恶搞、庸俗解构,却让江姐蒙尘。让我们拭去这些尘埃,接近一个真实的江姐——江竹筠。1978年拍摄的老电影《江姐》海报,蓝旗袍、红线衣、白围巾是江姐标志性的着装。

【真实的江姐受刑记录】《红岩》背后真实故事:市委书记投敌与江姐受刑

革命者的爱情

【真实的江姐受刑记录】《红岩》背后真实故事:市委书记投敌与江姐受刑

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封江竹筠的家书。这封信写作时间是1949年8月26日,写作地点是渣滓洞监狱。狱中笔墨、纸张都难以寻觅,江竹筠将衣被中的棉花烧成了灰,加上清水,调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竹筷子磨成“笔”,将信写在了如厕用的毛边纸上。

【真实的江姐受刑记录】《红岩》背后真实故事:市委书记投敌与江姐受刑

信抬头的“竹安弟”,是对谭竹安的称呼,江竹筠落款自称“竹姐”。两人并非姐弟,关系特殊。

【真实的江姐受刑记录】《红岩》背后真实故事:市委书记投敌与江姐受刑

江竹筠的丈夫是彭咏梧,谭竹安是彭咏梧的妻弟,这个“妻”不是江竹筠,而是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

【真实的江姐受刑记录】《红岩》背后真实故事:市委书记投敌与江姐受刑

这层特殊的关系在网络上被一些人庸俗不堪地解读,甚至有人把江姐与“小三”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些人扭曲的视角,谭竹安和江竹筠本该对立仇视,然而事实是,谭竹安是江竹筠最信任的家人,那封信是她留在世间最后的文字。写信后不到三个月,江竹筠牺牲。

在这封遗书中,江竹筠做了最后的托付:“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云儿”是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的独子彭云。父亲牺牲时,他不满两周岁。母亲就义时,他才三岁多。彭云由谭正伦和谭竹安抚养长大。

江竹筠和彭咏梧公开的夫妻关系,是从1943年夏天开始的,而他们真正结为夫妻,却是两年以后。这对革命伴侣的爱情故事,和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如出一辙。

彭咏梧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一名中级职员。

1943年年初,信托局修好了新宿舍,有家属的人都可以申请独立的住房。此前,彭咏梧一直和十几个同事挤在集体宿舍中,非常不利于地下工作。他的“分房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家属却成了个难题。

彭咏梧时年28岁,已和谭正伦结婚多年并育有一子。谭正伦和孩子一直在云阳老家。两年前刚调任到重庆时,彭咏梧曾有把妻儿接来的打算,但妻子回信告诉他,儿子正在出麻疹,暂时去不了重庆。

这样的通信引起了党组织的警觉。为了进入信托局,彭咏梧被包装成“中央大学毕业生”和曾经的“北平银行职员”,云阳是他早年开展学生运动、革命活动的地方,他与云阳的联系一旦被人注意到,很可能引出“案底”。因此,彭咏梧切断了与云阳的一切联系。

和《潜伏》中的翠平一样,江竹筠也是党组织在重庆的地下党员中物色挑选的“彭太太”。

江竹筠时年23岁,已经入党4年,为人机警可靠,而且文化水平较高,在为彭咏梧提供掩护身份的同时,还能协助他处理机密的党内工作和联络工作。那时候江竹筠尚未婚配,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嫁作人妇”任务,像模像样地扮演起了“彭太太”。

在外人看来,这对小夫妻般配恩爱,但他们很长时间都是“假夫妻、真同志”。

江竹筠的表弟李思礼回忆:“我那时上小学四年级,一天放学回家见父亲正在和一对青年男女聊天。父亲告诉我,女青年是我表姐江竹筠。那位男子,我叫他彭四哥。”那天之后,江竹筠便和彭咏梧一起在李思礼家住下,分住在两个房间。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志同道合的两个人感情逐渐升温。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彭咏梧和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一年后,彭云出生。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厉华说,他们两人正式结为夫妻还有一个机缘,云阳一带曾遭到日本的猛烈轰炸,据传到重庆的消息,彭咏梧的妻儿在轰炸中丧生。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消息是个谣言。

1946年底,彭咏梧在街上忽然听到有人叫了声:“邦哥。”到重庆之前,彭咏梧的名字叫彭庆邦,“邦哥”是极为亲近的人对他的称呼。他循声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弟谭竹安。

彭咏梧知道了谭正伦的近况,谭竹安也获悉了自己的姐夫已经另娶他人为妻。

虽然那时的谭竹安是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但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姐夫和江竹筠的婚姻,对二人心存芥蒂。

谭竹安在世时,厉华曾访问过他。据谭竹安讲述,他与彭咏梧见面后不久,到一个地下党组织联系点联系工作。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接待了他,并和他亲切地攀谈起来。

谭竹安打开了话匣子,话题扯到了彭咏梧和江竹筠的关系,言语中多有不敬。

没想到,那位女同志微笑着说:“我就是江竹筠。”

接下来,江竹筠依旧微笑着,向他讲述了自己和彭咏梧从同志到战友再到夫妻的情感经历,她还说,“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

坦诚的言辞让谭竹安对江竹筠心生敬意,二人从此姐弟相称。

不但是谭竹安,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也接受了江竹筠,接受了彭咏梧与江竹筠的儿子彭云。据彭云回忆,“1947年10月,母亲给谭妈妈(谭正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托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

1948年2月,谭正伦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来到了重庆,从江姐的战友手中接过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此后直到重庆解放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谭正伦带着彭云躲过一次又一次劫难,使敌人抓捕彭云、威迫江姐就范的阴谋没有得逞。

庸俗的人,只能看到谭正伦、彭咏梧和江竹筠的情感纠葛,在八卦谈资中满足低级趣味的窥私欲。他们没有看到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险恶的革命环境,理解不了这段情感的真挚伟大。

《潜伏》里的一句台词,才是江竹筠和彭咏梧这对革命伴侣的最好写照: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谭正伦含辛茹苦把彭云抚养长大,这份包容和付出,同样伟大。

1964年,国产故事片《烈火中永生》海报。于蓝塑造了最经典的江姐形象。

《挺进报》

一个女同志,按照约好的时间和接头暗号,来到成岗家里。这个女同志是个安详稳重的人,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她坐下来不慌不忙地告诉成岗:“我姓江,江雪琴……我的岁数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江姐吧。”

这是小说《红岩》中,江姐出场的场景。这次接头中,她把《挺进报》的工作交接给成岗。

《红岩》还原了大量的历史情景,很多人物、细节与真实的历史高度一致,比如江姐身穿蓝旗袍的经典形象。在很多当事人的回忆中,江竹筠最常穿着的就是一件蓝旗袍。

《挺进报》最初的创办人之一吴子见,回忆第一次见到江竹筠时这样写道:她这天穿的是毛兰布旗袍,外面罩一件深红色的薄呢短大衣,是一个普通城市妇女的打扮。

不过,历史上的《挺进报》并不是江姐交给成岗的。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强制遣送回延安。国民党原本以为以此能断绝中共在国统区的声音,没想到却冒出一份油印小报,迅速传播着“红色”新闻。

这份小报是由几个暂时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年轻人编辑印制的,主要人员包括陈然(“成岗”的原型)、蒋一苇、刘镕铸、吴子见。

“红色”小报很快引起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刚出了两期,彭咏梧就找到了吴子见,几个“失联”的地下党员归队。油印小报定名为《挺进报》,成为重庆市委机关报,由彭咏梧直接领导。

因为彭咏梧担负工作很多,不可能在《挺进报》上花大量的时间。一个初秋的下午,作为彭咏梧的助手,江竹筠出现在吴子见的面前。

吴子见回忆,江竹筠嘱咐我们以后不要再收听广播了,全部广播稿由她提供。同时老彭还决定,每期报纸除了交给刘国鋕同志一部分外;其余全部交给江竹筠同志去分发。从此,江竹筠同志在《挺进报》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江竹筠那年只有27岁,却已经从事了多年地下工作,斗争经验比陈然、吴子见等几个年轻人要丰富得多。她那时候就是几个年轻同志口中的“江姐”。

因为负责编辑工作,吴子见有很多资料和稿件存放在屋角的一个箱子里。常年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让江竹筠对于这只箱子很不放心,经常主动帮他清理,烧毁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有次,吴子见在街面上碰上江竹筠,正好有事要谈,便高兴地打了个招呼。不料,一向热情的江竹筠却对他熟视无睹,看也不看他就走了过去。碰了钉子后,吴子见才意识到自己的鲁莽,他和江竹筠的关系是地下工作,两人公开的身份没有交集,不能公开往来。

《挺进报》绝大部分的发行工作都由江竹筠负责。每期报纸,经过她的手分发出去的大约有一千六七百份。这是整个工作的最后一环,危险性不言而喻。

地下党员王珍如曾经参与了一次投递工作。据她回忆,当时江竹筠和她像一双出门逛街的小姐妹,提着一个绿色的帆布旅行袋出发了。第一站是民生路邮局,江竹筠四下望了望,王珍如也学着她的样子观察一下四周。没等她转回头,旁边的江竹筠已经从旅行袋里抽出信封扔进了邮筒。上半城的投完了,两个人又转向了下半城……为了让敌人摸不到邮路的规律,整个城区的邮筒被投了个遍。

《挺进报》除了在地下党组织内发行,更多的是随机投递,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到真实的新闻和中共的声音。不过,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之后,他们也选择一些特定的报纸投递对象——国民党军政要员。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收到了一封“亲启”信,信封里就是一份《挺进报》和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朱绍良又惊又怒,把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二处其实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徐远举另一个身份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大特务头子。《红岩》中头号反派徐鹏飞的原型。

1949年12月,徐远举在昆明被捕。据他在交代材料中供述:“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中共地下党的《挺进报》在眼皮底下大行其道,甚至直接寄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让朱绍良火冒三丈,徐远举更是恼羞成怒。一场从《挺进报》开端,牵连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大搜捕开始了。

此时的江竹筠和彭咏梧,已经离开重庆半年有余,但他们都没能脱离厄运。

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左)、儿子彭云(中)的合影。

“孩子能记得父母吗?”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按照上级指示,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决定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发动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

彭咏梧主动请缨,去下川东组织领导武装起义。

所谓“下川东”,指的是重庆以东、万县至三峡沿江两岸。这片区域位于四川、陕西、湖南的交界,地形险要,适合开展游击斗争。而且,这里是彭咏梧早年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他了解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下川东农村“像一堆干柴,一点就着”。

川东临委任命彭咏梧为下川东工委副书记,江竹筠作为他的联络员一同前往,而吴子见因为北平的一个联系人被捕,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彭咏梧把他也带上了。11月,三个人离开重庆,乘船前往下川东。

彭咏梧等人的工作迅速而卓有成效,联系游击队、找武器、发动群众……起义时间被确定为来年1月30日。

新年将至,江竹筠却不能和丈夫一起在下川东过元旦了,她还有一项任务——当地缺少知识分子骨干,难以应付起义后的复杂局面,因此,彭咏梧要她回到重庆,向组织汇报准备情况,带一批知识分子支援起义,并筹备些给养。

转过年来的1月20日,江竹筠带着四位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和一批药品,从重庆返回,抵达了下川东边缘的董家坝,在那里等待起义队伍接应。

他们等来的,却是一个比一个令人心焦的消息。

最早与他们联系上的是一直在下川东地区活动的地下党员卢光特。他告诉江竹筠,起义提前打响了,开始打了胜仗,后来他听说彭咏梧“作战不利”,但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吴子见去打探消息了,几天后也会过来。

其实,卢光特隐瞒了一个还没有确认的传言——彭咏梧牺牲了。眼前的江竹筠不是普通的战友,而是彭咏梧的妻子,告诉她“情况不明”,会令她担心,但总好过丧夫之痛的打击。卢光特何尝不希望彭咏梧牺牲的消息并不属实。

残忍的现实击碎了最后一丝希望。

厉华告诉记者,彭咏梧等人在筹备武装起义时,不慎走漏了风声,不得不提前起事,取得首战大捷后,敌人调集重兵围追堵截。1月17日,起义队伍遭到伏击,寡不敌众。突围过程中,彭咏梧为营救战友,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敌人将彭咏梧的头颅砍下,先挑到奉节竹园镇游街示众,再挂到竹园坪小学操场边的杨槐树上。彭咏梧的头颅后被当地农民取下,埋到竹园坪的宝塔下。他的身体,就在牺牲地黑沟淌草草埋葬。

彭咏梧是《红岩》中江姐丈夫彭松涛的原型。小说中,彭松涛的头颅被敌人挂到奉节城的依斗门上,江姐亲眼看到惨景,强忍痛苦,装作镇定地疾行离开。

现实中,江竹筠是在战友口中得到的噩耗。小说中用大量笔墨描绘了江姐剧烈的内心活动,这自然是文学手法。在战友们的回忆中,我们看到的是江姐的另一种坚韧。

据卢光特回忆,在他到达董家坝三四天后,吴子见终于急匆匆地赶到了这里。他心不在焉地和江竹筠寒暄两句后,就把卢光特拉到屋外。

“传说打死一个穿黑皮袍的,砍下脑壳挂在竹园镇上‘示众’,看来老彭牺牲是无疑了,告不告诉她?”

卢光特答道,“她坚强,经得起,反正也隐瞒不了。”

听闻噩耗,江竹筠没有落泪,她的镇定远超卢光特和吴子见的意料。

只是沉默了一会儿,江竹筠就开始安排善后:吴子见和卢光特直接参与了起义,在下川东目标太大,必须马上撤离。四个新下来的同志显然也不能再过去了,而她对自己的决定是,回到重庆汇报后,还要回到下川东继续工作。

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江竹筠的房间里才传出压抑着的啜泣声。

2月7日,江竹筠回到了重庆,住在挚友、地下党员何理立家中。对于丈夫的牺牲,她只字未提,也没有流露出一丝苦痛。此时,彭云正寄养在何理立的朋友蒋一苇家里。2月9日是大年初一,江竹筠告诉何理立,要过去拜个年,看看孩子。

怀抱幼儿的那一刻,压抑、掩饰了多日的苦痛决堤一样汹涌而出。江竹筠抱着彭云,嚎啕痛哭。

蒋一苇家中,当时只有岳母在家照看彭云。老人不明就里,对江竹筠的失态倒有几分不快。毕竟是团圆喜庆的大年初一,江竹筠却在自己家里失声痛哭。

老人的埋怨很快传到了何理立耳中,她问起江竹筠痛哭的原因。江竹筠却怔怔地问她:“你说两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吗?”

再三询问之下,江竹筠再次泪雨滂沱,像挚友哭诉了彭咏梧牺牲的消息。

泪水是痛苦的宣泄。丈夫和儿子,是江竹筠心底最柔弱的部分。另有一份刚强,支撑着她擦干眼泪,扛过丧夫离子之痛。

江竹筠找到川东临委负责人,要求到彭咏梧战斗和牺牲的下川东去工作,联络同志,恢复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临委考虑到她刚刚失去了丈夫,孩子还小,让江竹筠留在重庆。但她坚持,下川东这条线她最熟悉,最便于开展工作。临委最终同意。

第一次和彭咏梧一起去下川东之前,江竹筠曾给谭正伦写过一封信,请她到重庆照顾彭云。而这次去下川东之前,江竹筠把家里的东西送了一空,结婚时购置的唯一的“大件”——衣柜被送给了《挺进报》的刘镕铸。

这是对“身后事”的安排。联系到她向何理立提出的那个问题:“两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吗?”所指似乎不止已经牺牲的彭咏梧。她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渣滓洞审讯室内景。

那几个“甫志高”

在下川东地区的门户万县,江竹筠联系到了万县的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川东临委指示她,就以万县为中心开展工作。

雷震的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统计室主任,江竹筠在法院的会计室收费处做了一名雇员。

江竹筠在万县开展的地下工作,现在已经很难具体还原。她在万县留下来的最多的记录,出自写给谭竹安的七封家书。这些信中,不可能透露任何地下工作的信息。江竹筠写这些信,只是挂念自己的孩子,排解心中的伤痛。

1948年6月11日,正值端午节,当天发出的信件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江竹筠低落的心情,“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呢?还是这样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

这是谭竹安收到的最后一封来自万县的家书,几天后,江竹筠与雷震、李青林先后被捕。

万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不是一起孤立事件,祸事的源头正是《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江竹筠的被捕,还有敌人从下川东武装起义方向上追查到的线索。

在国民党特务进行的这次大搜捕中,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

事后分析,《挺进报》被破获和下川东起义的失败,都有冒进的成分,客观上暴露了地下党组织的力量,让敌人警觉。但真正让地下党组织损失如此惨重的,是那些变节的叛徒。

徐远举在交代材料中说,“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红岩》塑造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叛徒形象——甫志高,他先后出卖了许云峰、江姐等诸多地下党员,用同志的鲜血做了保命晋身的资本。

“艺术作品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差距,《红岩》里的‘甫志高’在现实里并不仅指某一个人,而是十几个叛徒群像的缩影。按照书中的描述,‘甫志高’不过就是个区委委员,职务不高,是不可能掌握这么多党内机密的。”厉华说。

这其中,最危险的叛徒有两个: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前,他们分别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掌握着几乎所有重庆地下党的秘密。结果,这两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的秘密向敌人和盘托出。

一时间,重庆、川东的军警、特务倾巢出动,每天搜查追捕。重庆地下党组织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下川东的地下党组织也陷入了敌人罗网。

下川东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仍有剩余的武装力量在进行着游击战。这支游击队的领导者代号“老杜”。

冉益智向敌人供称,“老杜”叫杜谦益,是个化名,这个人的真名叫涂孝文,是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人在万县。敌人按图索骥,没费什么劲就抓住了涂孝文。

涂孝文也成了“甫志高”。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作为川东临委联络员的江竹筠接到了重庆传来的示警信息,“渝地瘟疫流行,友人住院,谨防感染。”但敌人的行动和涂孝文的叛变之快,没有给江竹筠留出应对的时间。

涂孝文叛变第二天,中共地下党万县县委书记雷震被秘密抓捕。他还供出了江竹筠,带着特务指认抓捕的是冉益智。

6月14日中午,江竹筠刚刚走出地方法院,忽然被人喊住。来人正是冉益智。在重庆时,江竹筠与冉益智有过联系,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

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公开场合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江竹筠心知有异,扭头欲走,却被冉益智张臂拦住。几个特务趁机冲过来,把江竹筠当场抓捕。

江竹筠遗书原件。

竹签之外的酷刑

和江竹筠同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刘德彬回忆,被捕的当天晚上,江竹筠、李青林等几个女同志就受了重刑,但她们没有吐露一个字。对比起来,涂孝文这样的男人却是软骨头。那天晚上,刘德彬最后一个被审讯,亲耳听见特务们不乏敬佩的感慨:“这几个女人真是硬得很,就是不开腔。”

刘德彬同样“硬得很”,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刘浩然,是失学青年,来万县找工作的,没有参加共产党。次日凌晨,特务从水路将他们押送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下的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即俗称的渣滓洞监狱。

歌乐山位于重庆西北,相传因大禹治水后召众宾歌乐于此而得名。但是这个优美山名相伴的,却是渣滓洞、白公馆两个国民党军统监狱,恐怖魔窟。

共产党员在这两座牢狱中的斗争,是《红岩》着墨最多的故事,也是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在《红岩》中,江姐说出了激励几代人的一句话:“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与之对应的情节是,敌人把她的双手绑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裂成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

这个读来令人脊背发凉的情节,其实是小说的虚构。有人以这个小说的虚构情节来否定江姐曾受尽酷刑,这就是本末倒置的荒谬逻辑了。

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审讯的对象。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张界交代,“江竹筠被捕后一直不承认有中共组织,而徐远举坚持说她不但有中共组织关系并且说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样重要地位,而徐始终也没有问出来。”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对江竹筠施以酷刑。

渣滓洞大屠杀幸存的罗广斌、刘德彬等人曾经对江竹筠受刑情况进行过详细描述:“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她曾经昏死过3次……”

《红岩》的创作基础,是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竹筷子(夹手指),把它改成了竹签子(钉手指)。”

夹手指源自中国古代的酷刑“”,听上去没有钉手指那么触目惊心,但其行刑过程同样惨无人道:把竹筷子用麻绳连环套式连接起来,十指用竹筷子一根一根夹住,左右两个人拉住麻绳,一使力,竹筷子就会夹紧手指骨头。正所谓十指连心,受刑人会痛不欲生。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15名革命志士中,孙重、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健在。他们都是国民党酷刑的受害者和见证者。

孙重说:“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处,江竹筠具体受过多少刑我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她不止一次受过酷刑。有一次,我看到江竹筠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红肿,应该是刚受了老虎凳、夹手指之类的酷刑。”

1948年10月被捕的盛国玉和江竹筠曾经是同室难友,事隔六十余年后,她仍能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我进渣滓洞时,她已经浑身是伤疤,手也残了。每次踩着我的床去上铺,手指都抓不紧,只好吃力地用小手腕去勾住扶手。每当看到这情景,我就一边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边流泪。”

正是遭受这样非人折磨时的坚贞不屈,让党内职务并不高的江竹筠深受狱中同志爱戴,也让她成为后来艺术创作中江姐的最核心原型。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研室主任刘和平考证,那段时间里,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地下党高层领导人相继叛变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被捕的地下党员们人心浮动,思想很不稳定。

江竹筠刚入狱时,“江姐”这个称呼还没有叫开。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像刘、冉等人那样叛变革命。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牢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有早与江竹筠熟识的年轻同志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无论自己的年纪比江竹筠是大是小,都统一喊她“江姐”。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电影中的江姐带领狱友绣红旗,其实“绣”红旗的并非江姐,而是《红岩》作者罗广斌。

狱中红旗

“线儿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绣出一片春消息。”一曲《绣红旗》唱遍大江南北,江姐带着姐妹们在牢狱中绣红旗的情节生动细致,感人至深。

绣红旗的牢房如今已经辟为展室,就在白公馆平二室。一面“五星红旗”摆在橱窗里。这可能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五星红旗”:一颗大五角星居中,四颗略小些的星分列四角。

在《红岩》和之后的文艺作品中,绣红旗的都是江姐。事实上,真正“绣”红旗的是《红岩》的作者罗广斌。

1949年的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时重庆尚未解放,白公馆里的地下党员们在7天后才得到消息。

罗广斌提出做一面五星红旗。于是,他扯下他的红花被面,同牢房的陈然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衫。谁也并不知道五星的颜色以及排列方式,认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应该是白色,并一致认为应当把五星放在国旗中央,形成圆圈。

由于牢房条件极差,狱友们只能靠用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当剪刀,剩饭当浆糊,经过通宵奋战,完成了这面珍贵的“五星红旗”。

红旗制作好后,狱友们把牢房的楼板撬开一块,将红旗藏在里面。重庆解放的第三天,众人在罗广斌的带领下,重新回到白公馆,从木板里取出了那面“五星红旗”。这面红旗后来交给了组织,至今还保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创作小说《红岩》时,罗广斌没有把自己写进去,而是把这个情节安到了江姐的身上。江姐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又是女性,让她绣红旗更有象征意味。真实历史中的江竹筠,虽然没有绣红旗,却是狱中斗争的一面旗帜。

厉华说,在狱中,江竹筠年龄不算大,党内职务也不高,但在狱中的斗争中,江竹筠是比较重要的领导者,她面对刑罚毫不退缩的精神,也赢得了同志们的敬佩。

1949年春节过后,各个牢室传递着江竹筠发出的一句号召,“加强学习,迎接胜利。”

地下党员在渣滓洞、白公馆中“加强学习”,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学什么?所有的“红色文字”在这里都被像洪水猛兽一样防范,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狱中。

敌人可以监管书本纸张,却管不住地下党员的大脑。一些理论水平高的党员同志列出提纲,与同志们讨论,《社会科学二十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就被拼凑了出来。

没有纸笔,他们就用烂棉絮烧成灰做墨水,竹筷子削细做“蘸水钢笔”,草纸、衬衣、床单撕了当纸……

与江竹筠同牢室的曾紫霞在家人的营救下出狱。几年后,她看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正式出版物,惊讶地发现,江竹筠狱中所忆写下的章节标题竟然和原文完全一致,仅有一个地方次序颠倒。

罗广斌从白公馆脱险后不足一个月,就向党组织提交了一份两万多字的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的狱中斗争情况等。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罗广斌代笔写出的先烈们的生死嘱托,今日读来仍振聋发聩,引人深省: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档案材料中发现了这份报告。根据他的考证,这份报告的资料来源与江竹筠密不可分。

1949年1月17日是彭咏梧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竹筠表示致敬。江竹筠没有陷入个人的哀思,她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

这些信息成为罗广斌撰写“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报告时重要的资料依据。

江竹筠在狱中的另一个斗争成果,是成功策反了看守黄茂才。

黄茂才是1948年4月到渣滓洞做看守的,两个月后,江竹筠被关押到这里。登记名册时,黄茂才发现江竹筠是自贡老乡,主动攀谈起来。

起初,江竹筠对他怀有戒心,但很快就发现,黄茂才出身贫苦,为人本分和善,对牢狱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抱有敬佩、同情之心。这之后,江竹筠开始主动接近黄茂才。

在她的开导、劝说、感化下,黄茂才利用管理员的特殊身份,为身陷囹圄的地下党员充当起了秘密信使,狱中和外界信息交换的联络线从此打通了。

1949年11月,黄茂才为渣滓洞关押的革命者送出了最后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实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这封信后来被称作狱中革命者“最后的报告”,写于11月19日。

“蓝先生”即黄茂才,他把信交给了地下党员况淑华。待到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拿到这封信时,已是21日。刘康心急如焚,马上四下活动,组织武装营救。

然而,营救行动还没有准备好,敌人已经开始了垂死之际最后的疯狂。

血色黎明

11月27日,敌人对狱中革命者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屠杀。

解放重庆的炮声已经近在耳边,刽子手们甚至等不及将革命者拉到刑场。他们把革命者集中到一层的牢房中,端着美式冲锋枪开始扫射。

这场野蛮屠杀中,包括胡其芬在内的207人血染歌乐山。

江竹筠则牺牲于11月14日。她并不在敌人疯狂的大屠杀之列,而是作为重要“共党分子”,被先期处决。

徐远举在解放后交代:“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将军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9月6日,杨虎城将军一家和《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宋振中一家,被杀害在松林坡。

10月27日,敌人再次从白公馆提出了陈然、雷震等10人,次日上午,公开处决于大坪刑场。

厄运很快也降临在渣滓洞,11月14日,特务通知江竹筠和李青林“转移”。

白公馆难友遇害的消息早在几天前就传了过来,江竹筠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她把《新民主主义论》塞给同牢的黄玉清,脱下囚衣,换上被捕时穿的蓝旗袍,梳梳头发,和难友们挥手告别。

敌人将江竹筠等三十人带往“电台岚垭”,这里本来是军统电台,1946年电台迁移后长期荒置,道路杂草丛生,特务们早就在那里挖好了大坑。

一阵枪响,一片血泊。

11月30日,重庆解放。白公馆生还19人,渣滓洞脱险15人,加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狱中的三百余名革命者,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

12月9日,烈士遗体的收殓工作开始。

“电台岚垭”烈士遗骨的挖掘现场,留在了《大公报》的报道里,让人不忍卒读:“挖出的这二十九具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这二十九具志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们把那西装、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

而今的歌乐山,满目苍翠,山花烂漫。绽放于红岩之上的那树红梅,应该也在花丛中笑着。

被捕的革命者大多被关进了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军统监狱。在那里发生的故事,若干年后被写成小说,感动了共和国。

重庆市西北有座山。它翠霭浓浓,遇风雨则万籁齐鸣,丛林清响,古人会意,称之为歌乐山。记者踏上这里的山路时正值隆冬,但歌乐山苍翠依然,只是片片秋黄铺陈其间。山上有种树,数量不多,偶尔能望见几棵,常年工作在此的人也叫不出它的名字。虽是冬天,它却开着花,红艳艳的,耀灼着记者的眼睛。那多像革命者丹心一片――“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

牢狱中的斗争是《红岩》中着墨最多的部分,扣人心弦又荡气回肠。从档案材料上、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口中,记者了解到一些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它们仿佛是小说故事的影子,让人觉得熟悉又陌生。

《红岩》作者入狱经过

渣滓洞监狱位于歌乐山山脚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理位置很是隐蔽。监狱铁门索性修在了十几级台阶之下,墙头缠绕的电网、院内矗立的岗楼,只有走下台阶时才看得见。

渣滓洞原是一家小煤窑,因出产的煤少渣多而得名。1947年12月,它成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9年11月27日被大火烧毁。如今的渣滓洞,其实是上世纪60年代依原样复建的。

架着电网的高墙上,写着端正的楷体大字: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

又一处高墙上,一笔不苟地用隶书体写着黑森森的字: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引自《红岩》)

渣滓洞内院院墙上,如今依然是这几行标语,与小说中提及的一字不差。标语正对着一栋二层楼房和几间平房,栅栏式的签子门禁锢起牢房18间。透过这样的签子门,三四百位曾经关押在此的革命者,只能看到手掌般大的一块放风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再有就是电网高墙和墙上的标语。

1948年秋末,一个浓眉大眼、身着学生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这几行标语。他就是后来成为《红岩》作者的罗广斌。

罗广斌那年24岁,年初时刚刚入党,也是被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出卖而被捕。但从罗广斌入狱第一天起,大家就用怀疑、警惕的目光盯着他,还把他安排在屋角靠近马桶的地方住。原因是罗广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罗广文。

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在四川境内手握重兵,就连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不得不惧他三分。据说,抓捕罗广斌前,徐远举曾找罗广文“商量”: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产党。罗广文也怕落个“袒护共匪”的罪名,便说:“我这个弟弟从小不服管教,你把他抓去教训一下吧,但一定要保住他的命。”特务们就按照罗广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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